期刊名称：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创办日期： 1990年 主管部门：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济南大学 刊 期： 双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CN 37-1377/C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1-3842 邮发代号：24-261 联系电话：0531-82769171 E-mail：jdxbsk#ujn.edu.cn
短视频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典型形态，建构了一个数以亿计的超大规模“文艺人口”，它是当下社会中各行各业、具有一定文化素养且掌握一定技术能力、以中国公民占多数的集合体。同时，作为“新‘大众文艺’”的短视频，具有多样化、平滑、互动性等文本特征。在短视频中，算法技术造成的审美趣味单一化、内容的平庸化，是亟需关注的两大问题。“新大众文艺”是“进行中的文艺”，在短视频中，只有基于人的文化素质的整体性提高，建立起技术与文化共生的良性循环机制，方可真正实现“新大众文艺”的审美理想。
信息碎片化时代，短视频逐渐成为我国主流媒体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其传播力强度关乎主流话语声量。通过选取50例主流媒体短视频账号作为研究对象，从行政级别、视频时长、标题字数、发布时间、叙事方式、感官冲击、情感传达和流行元素等8个变量入手，对我国主流媒体短视频的传播力影响因素进行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力成因复杂，单个变量解释力有限，需对多重并发因素进行组态联动。研究梳理出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的七种最优组态，发现民间叙事依靠感官冲击、流行元素等突破代际隔阂；官方叙事结合情感力量更能激发传播潜力；高品质深度内容为长视频带来客观生存空间；央地媒体的错位竞争更能激活比较优势。
清廷自雍正始即严禁鸦片，各项治理政策和措施均十分严厉，然其效果极微，几同虚文。道光时期围绕烟禁问题，朝堂争议甚烈；学界曾以“驰禁”论与“严禁”论两派分立观结构史事，建构起对于鸦片战争前相关历史的叙事逻辑和认知框架。深入解析史料、比勘史实，实际并不存在“驰禁”与“严禁”之争的历史。在禁烟施策问题上，针对具体实施方案、控防措施、刑罚轻重的争论一直存在，并不时形成高潮，亦不过是关于社会治理对策的争辩。面对新的社会问题的挑战，清廷传统的治理体制已无力应对。
自1963年海河流域爆发洪水后，通过综合治理提升域内水安全被提上日程，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等影响，海河流域的水荒问题逐渐严重。于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筹领导下，水电部对密云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等水库的水资源进行协调配置，在兼顾京、冀（海河流域中游）用水的前提下，缓解了津、唐（下游）水资源紧张的局面，对区域的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水”所及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统筹举措，凸现着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和战略谋划问题，也呈现出超越行政区划的利益平衡和协调问题。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它其实已经表达了一个区域发展的战略性命题。
在2004年版《中国植物志》中，撰著者将金缕梅科植物枫香树之外的众多枫树（Acer L）品种称为“槭树”，此举极有可能淡化“枫”的民族文化记忆。六朝以来，枫树已经成为渲染秋景的重要色调，对传统秋日审美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除了楚辞的枫物象传统之外，枫树更以其构图能力对秋日审美进行塑造，它热烈的色彩与周围景物形成色差，产生对比效果，营造出意涵丰富的画面，极大地开拓了秋日审美空间。对秋日的审美体验是与对生命的感悟相伴随的，作为秋色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树在表现关乎秋日的意境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枫叶绚烂的色彩冲淡了秋的萧瑟悲凉的氛围，其温暖的色调与旷远的景象所营造的温馨爽朗的情韵召唤着人们，感动着人们，令人生发出种种遐想与憧憬。
“明无词”成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不容忽视。《总目》以“世运说”构建明词发展状貌，对明词的评价是消极的，却很有批评策略：批评方法上标准游移，对同一词人词作的评价前后不一，而依其对明词史的整体规划做调整；词集择选上以偏概全，避开明代最优秀的词人词作，造成样本的不完备；词作批评上剑走偏锋，依清廷官方标准全面否定而未顾及明词特点。《总目》的明词批评，是馆臣一手策划下的明词唱衰史，其实质是政治本位观下的明代词史和批评史，不能从根本上揭示明词的特点和价值。今天我们应重审明词的发展历程，并对有“异量之美”的明词以更积极的评价和历史定位。
数字社会中的情感极化现象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呼唤治理新思维。重新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智慧中的“情感—秩序”框架，揭示我国治理共同体发展演进的深层文化逻辑，以意义磋商为核心对这一框架进行创造性重建，并以一种微观联系宏观的整体性分析思路，从解决异质性忽略导致的理解误差入手，破解由流动性与不确定激增、社会内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社会秩序建构下的话语权争夺、心灵秩序的调整与重建等原因造成的情感极化问题，或可推动治理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加速社会治理方案的创新升级和秩序建构工作的重建更新。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解决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其中人口要素是核心方面。基于城乡融合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流动社会学视角探究县域空间内人口要素的流动类型特征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这种影响存在的流动类型差异和县域空间差异效应。研究发现当前县域空间人口要素流动呈现多元化、常态化特征；县域空间内人口要素流动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极大，有助于城乡空间结构关系的调整与整合。尤其是近年来城乡穿梭型流动人口的增多，不仅改变了城乡人口的空间分布，而且使城乡分割的空间界限逐步消弭，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关注县域城乡人口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持续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在少子老龄化与农村空心化的双重挑战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失衡问题凸显。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养老服务组织化实践，是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G区幸福食堂建设遵循“制度与生活双向嵌入”的实践逻辑，组织利用“空间—理念—机制—方式”四个维度，将标准化服务空间嵌入村落公共生活，并将现代养老理念与传统孝道文化融合、智慧监管技术与社区互助机制结合，同时将多元主体参与纳入服务供给体系，重塑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实现了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性治理。未来需从政策协同与文化认同维度拓展组织空间，优化多主体互惠信任关系与组织机制，助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显著趋势，健康问题是老龄群体面临的核心挑战。基于老年健康治理理论，构建“老龄化—健康服务—健康老龄化”研究框架，并按照健康中国要求，以山东省为例，通过老龄人口健康文献数据，系统解析老龄化趋势、老年健康状况及服务需求，揭示其内在规律与问题。研究发现，实现健康老龄化需以健康中国战略为引领，将制度嵌入与服务供给协同有机结合；创新构建涵盖预防保健、康复护理、长期照护等服务的综合体系；强化政策协同与社会保障供给、老年健康连续性服务链延展、健全健康养老机构体系实现服务协同等三维路径。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战略机遇期，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及其自身的产业化发展为实体经济打开了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机会窗口。人工智能培育实体经济高质量新动能是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技术革命性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有机衔接—一组协同发展的高质量产业活动形成—实体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递次演进过程，呈现出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动态发展特征。立足于我国的海量数据资源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人工智能培育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应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同步切入。在点上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产业技术的有机协同；在线上延伸，推动人工智能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在面上提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与实体经济产业智能化的融合发展。结合三个维度的战略重点，应加快完善相应的创新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监管政策，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形成和壮大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鼓励中小投资者参与直接债券融资不仅有助于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也能够对公司治理产生深刻影响。以2006至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中小债权人数量与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小债权人数量增加会显著提高代理成本，而投资者保护水平负向调节中小债权人数量与代理成本的关系。作用路径检验发现，债权清算成本预期和重组成本预期是投资者保护水平保障中小债权人利益的关键路径。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应着力强化和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鼓励中小投资者积极参与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中小债权人的治理作用。
基于直播带货互动性三要素模型，以绿色品牌-自我一致性为中介变量、控制欲为调节变量，构建直播带货互动性与消费者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之间作用的概念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直播带货互动性及绿色品牌-自我一致性均正向显著影响消费者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在直播带货互动性和消费者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间，绿色品牌-自我一致性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控制欲对绿色品牌-自我一致性与消费者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组态结果中，路径1（消费者-主播互动—消费者-平台互动—绿色品牌-自我一致性—控制欲）和路径2（消费者-消费者互动—消费者-平台互动—绿色品牌-自我一致性—控制欲）均可驱动消费者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生成。
数字平台内部机制错综复杂，自治程度颇高，致使传统外部监管手段难以穿透其封闭壁垒，无法有效触及并纠正垄断行为之根本。在当前健全数字平台常态化监管的背景下，回应性监管模式契合了我国数字平台监管中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核心需求。因此，在借鉴回应性监管模式的同时，应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体系。在监管策略层面，应强化多元监管主体的协同合作，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监管网络；同时，优化监管权力结构，推动形成自下而上的互动与反馈机制，确保监管更加灵活、高效。在监管工具的选择上，应采取多样化的监管工具，渐进式审慎监管；注重采用激励性监管措施，这不仅能够弥补传统惩戒式监管的不足，还能更好地适应数字平台的发展需求，实现监管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欧盟提出的以风险为基准的人工智能分类分级监管模式已成为多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我国亦基于此理念开展了人工智能分类分级治理实践。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国面临着以要素为划分的分类分级方式滞后、现有的分类和分级监管模式交叉混乱、人工智能业态分层和分类分级存在重叠等困境，以风险为基准的分类分级方式本身亦存在预先负面判断、难以量化评估、分级机制僵化等弊端。在此背景下，应以重要性为导向构建人工智能分类分级监管新路径，该路径以价值理论为底层逻辑，通过价值的主客观结合衡量重要性的高低，具有客观性强、灵活性高、成本低等优点。在重要性导向下，我国可采取划分关键人工智能和一般人工智能的分级监管思路，对关键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者施以更多监管要求；沿用以场景为划分的分类监管方式，明确“先分类，后分级”的流程次序；在人工智能分层业态下对基础模型层、专业模型层、服务应用层人工智能实施差异性监管。
社区韧性治理具有融合与优化治理机制、构建治安与韧性双重防线以协同应对风险、双向赋能以提升效能上的优势；数字化背景下的社区韧性治理应包含数字技术赋能、集成多维韧性、动态学习三大要素，可实现增强风险预警、优化资源配置与提升主体参与度的功能。我国社区韧性治理的量化评估可归纳在四个指标中：组织制度、资源保障、技术支撑、社区文化与心理韧性；经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赋权，最终建构出具有三级指标的社区韧性治理指标体系，可为韧性社区建设提供可操作的治理理论依据和评估工具。
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是根植于其“改变世界”这一理论诉求之中的。马克思哲学将实践作为原初基础，以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有效行动指南为己任，保证了自身向实践的开放性。马克思哲学将共产主义作为“立脚点”，以此为圭臬反思和引导人之能动性的展现和落实，保证了自身向未来的开放性。马克思哲学以“人的在场”为理论前提，通过对唯物史观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使哲学研究以“从后思索”的方式在理性而非知性层面展开，保证了自身向历史整体的开放性。马克思哲学以自我批判为内在要求，在反思总结实践经验并同其它理论对话交锋的基础上，以辩证否定的姿态对待自身全部规定，通过持续的自我革新确保了向理论自身的开放性。
期刊名称：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