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称: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创办日期: 1990年 主管部门: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济南大学 刊 期: 双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CN 37-1377/C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1-3842 邮发代号:24-261 联系电话:0531-82769171 E-mail:jdxbsk#ujn.edu.cn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为促进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和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延迟退休政策应运而出。延迟退休既有影响老年群体的直接就业效应,也有影响青年群体的间接就业效应。日本、德国和瑞典的延迟退休政策及其就业影响表明,三国的延迟退休政策均有利于老年就业,且对青年就业的岗位创造效应大于岗位占用效应,但也面临养老金可持续效应减弱、“技能歧视”、老年收入下降等问题。我国2025年正式实行延迟退休政策,为更好地放大中国延迟退休的就业促进效应,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包括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延迟退休政策协同演进,建立健全延迟退休政策的动态调整评估机制,完善老年群体就业帮扶政策和服务体系,推动老年群体与青年群体就业协同发展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耕传统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又可分为“物质基础”与“精神内核”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农耕传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并具有“稳压器”与“动力源”的重要功用。精神层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与观念,如重农劝农理念、大一统思想、王朝正统观、尚和合思想等,本质上都是农耕传统的产物,都有农耕传统的印迹与影响。这一态势的形成,与传统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形态紧密相关,深刻体现出传统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底色与特性。
“智的直觉”常被视为牟宗三儒家“道德的形上学”的关键概念,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理论范式的原初建构里,并没有“智的直觉”的位置。所谓“智的直觉”,只是立说,并非思想,本质上是牟宗三用以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进行理论对标的哲学话语。基于此,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且注定无法成功。他未能正确阐释“心知”何以“廓之”的理论逻辑,而“智的直觉”如何可能的论证,反倒依赖于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论证来支撑,这使得牟宗三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困境。这是因为,道德感的呈现及其上提至性体以及逆觉体证,只是对“智的直觉”如何可能的同义反复。事实上,道德成长需要从心性虚悬回到客观之途。先秦儒家强调,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人要分享历史文化精神的规模和高度。牟宗三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从社会历史实践的视角去考察儒家思想的精神运动,而是独断地认定所谓自天而降的原始智慧。由此观之,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已是一种陷入神秘主义和道德狂热的幻相逻辑。这一结果源于他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最终使其沦为书斋空论和语辞游戏。
东晋辞赋前不如西晋,后不及南朝,然亦有陶渊明、郭璞等人的优秀作品传于后世。此时期以自然山水为题材的赋作勃兴,并基于作者自然即道、山水明道的思维方式,大多将其作为玄理、佛理的对应物来处理,且出现了不少刻意写景,甚至将山水自然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赋作。随着玄学、佛教的日渐流行,东晋文人的激情与生命焦虑进一步淡化和消解,因而抒情赋数量不多,也很少有慷慨激昂之作。阐理赋远不如同时代的“玄言诗”那么发达,也失去了汉代以来“玄思”类辞赋幽邃深广的风格。东晋的咏物赋和都邑、述行等题类,则缺乏创新,均未脱出西晋的藩篱。
中国古代对竹的书写源远流长,但魏晋六朝时期始有咏竹赋,其重点在于审美;唐代咏竹赋强化了道德意味,对竹有普泛化而缺乏日常经验的赞咏。宋代咏竹赋中的竹与“我”息息相关,由“无我”之竹变为“有我”之竹。宋人将个人经验融入于抽象经验中,使咏竹赋更具现实感与日常化特征,同时也呈现出平易流动的叙事性;宋代咏竹赋注重物我之间的情感关联,不再面面俱到冷静陈述,而是突出与作者自身感受相关联的某一特质。这种新变的出现,是唐宋记体散文以“我”为中心的叙事特质向辞赋渗透的结果,也与宋代文人主体意识高扬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内化相关,更是宋人普遍的仕途挫败感与宋王朝军政危机下家国忧患的产物。
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日本对华舆论渗透呈现系统性扩张,其新闻政策作为“软性侵略”工具,深度干预中国舆论生态。留日报人王拱璧首倡“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研究,开创性地以实证方法揭露日本通讯社垄断与虚假报道的渗透机制;组织工人运动,以“切断信息链”策略瓦解日本通讯社在华传播网络,开创近代中国反舆论渗透斗争的先例。其抗争策略融合群众动员与批判性议程设置,推动中国新闻业从技术实践向学科建制转型,提出“舆论自主性”“新闻公共性”等本土化理论命题。王拱璧的思想与实践,形成反侵略斗争与学科构建的双重范式,为当代国际舆论战中的“去殖民化传播”提供了历史镜鉴。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对晋冀鲁豫边区厉行经济封锁,严禁日用必需品、军需品流入边区,并采取倾销敌货与掠夺物资的方式,削弱边区经济活力。为应对日方的经济攻势,发展自身经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对内自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晋冀鲁豫边区通过设置贸易管理机构、改善商业环境、让利于商等措施,畅通全区物资流通渠道,实现内部自由贸易;对外统制贸易方面,边区通过制定货物出入境法规,调整统制策略,利用商人与伪军等方式,突破日伪封锁线,实现内外物资的有序交换。贸易治理工作在晋冀鲁豫边区争取对敌经济斗争主动权、工商业发展,调剂物资、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生产力落后与生存需求的矛盾,有力支撑了边区敌后长期抗战。
本研究基于近26万本书籍的文本数据,使用词嵌入模型的方法,梳理市场转型过程中职业地位结构与职业地位分层机制的变迁。研究发现,职业地位是由职业的教育、收入、权力水平和道德评价共同决定的;从再分配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完善时期,教育和权力水平始终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教育水平逐渐成为最重要的职业地位决定因素;改革开放之后,收入水平对职业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道德评价的效应在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不显著。此外,教育水平直接影响职业地位,而权力则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收入水平影响职业地位。
基于全国长护险试点城市实践,运用文献法,分析长护险试点实践成效、困境及其优化。研究显示:我国长护险试点在制度保障、服务体系、基金安全、赋能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为实施全国统一的长护险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长护险制度试点同时面临政策系统的多重非均衡性、筹资方式的无感式与依附性、服务网络的供需失配性和人才队伍的量质有限性等困境。长护险制度建设需遵循公平、适度普惠、可持续等基本原则,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顶层设计,建立以独立险种为目标的动态筹资机制,同时强化面向社区的整合性长护网络服务功能以及完善科技赋能支持下的长护服务队伍。
数字化转型在转变政府治理模式的同时,也使残障群体进一步沦为数字弱势群体,数字信息障碍成为他们有效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制约。“无障碍”数字政务建设既是残障群体共享数字社会福利的核心诉求,也是政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在理念层面,“无障碍”数字政务从传统的“任务驱动”逻辑转向“需求导向”逻辑,提升了残障群体服务的可及性与主动性。在制度层面,“无障碍”数字政务通过跨部门协同与资源整合,建立起信息融通的残障服务体系。在技术层面,“无障碍”数字政务通过技术赋能推动服务流程优化,形成残障服务智能化闭环式管理。W市残联“一网通办”改革的实践经验,为提升基于残障群体需求的数字政务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卓越的多模态理解能力与多类型内容生成能力在各领域广泛应用,但在工业企业中大规模应用仍面临一些挑战。针对AIGC在工业企业中的实施问题,提出AIGC赋能工业企业主要通过“预训练+微调+检索增强”模式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做行业知识的领域化适配和模型微调,构建专属垂域AIGC大模型,以更低的成本赋能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基础模型+行业应用”的新范式,借助模型即服务(MaaS)、平台即服务(PaaS)的产业生态,快速部署工业企业应用;通过“本地化部署+个性化定制+数据隐私”的构建策略,增强大模型的安全性,保障内部数据的敏感性。工业企业可以通过开发应用AIGC技术,实现智能化制造。
ESG评级机构是ESG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但各机构间的评分分歧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产生了较大困扰。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供应链话语权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ESG评级分歧会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市场声誉来影响企业供应链话语权。同时,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负面作用在价值链中下游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以及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扩展了对ESG评级分歧经济结果的研究,为企业构建高效的供应链关系、树立良性健康的经营理念提供新的思路。
由于对连带责任整体性原理缺乏足够认识,加上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判决对外效力理解偏差,理论与实务关于连带责任共同诉讼形态的研究长期无法形成共识。连带责任的整体性决定了,无论债权人向连带债务人一个、数人或全体要求履行债务,所主张的都是一个给付请求,其诉讼标的数量单一。连带责任共同诉讼不是普通共同诉讼,而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其判决的既判力不会向未参加诉讼的其他连带债务人发生扩张,但会产生反射效力。为保障债权人选择权,法院认为有必要追加其他连带债务人参加诉讼时,应当按照正当程序要求进行释明,把侵权行为性质和责任类型作为争议焦点,引导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申请追加其他连带债务人,保障当事人的异议权;通过诉讼告知保障潜在连带责任人参加诉讼的权利。
行政复议改革应逻辑一贯并保持定力。行政复议的首要功能定位是成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权利救济与此并不矛盾,内部监督为此可作出一定牺牲。为实现首要功能定位,行政复议不应司法化,部分司法化效果有限,完全司法化背离了首要功能定位的要求。行政复议可正当程序化。与司法化相反,行政复议应强化其区别于司法的独特优势。当下对行政复议改革效果的评价尚不妥切,旨在提升复议公正性的“复议双被告”制度虽存在问题,但需更严谨对待。提升复议公正性不能靠司法化,也不能仅靠“复议双被告”制度,还应调动复议机关内部需求,激活复议与诉讼之间的良性竞争。对新《行政复议法》的解释评价应以制度内在逻辑为基础,同时重点关注偏离内在逻辑的个别制度的实践效果,适时进行反思调整。
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现代,是在古今中西之间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时代命题,但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必须要融纳“传统”仍缺乏深刻论述。《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以下简称“对谈录”)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集中讨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对于如何处理上述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西方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由资本组织的,这导致了一些弊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就是试图在西方模式之外、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纠正西方式现代化的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特智慧。中国式现代化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来开辟理论道路,通过“第二个结合”来开辟实践道路,进而建构融通“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式方案,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
张颂教授的《朗读学》不仅在界定学科问题域和推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更是一本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有声语言创作通论。该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播音学科从“起源”到“建立”的关键转变,为学科整体建设提供了前瞻性规划,贡献了中国范式。《朗读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框架,对当前知识界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号召具有重要启示,对现代教育、文化传播等领域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