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称：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创办日期： 1990年 主管部门：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济南大学 刊 期： 双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CN 37-1377/C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1-3842 邮发代号：24-261 联系电话：0531-82769171 E-mail：jdxbsk#ujn.edu.cn
从法哲学的视角出发，法家经常被批评为鼓吹专制；或至多是法制，而非法治。这种判断出自概念混淆。本文在澄清相关法哲学术语的基础上，为最低限度的法治观念提供辩护。那些韩非子以及法家的批评者将法治误解为“良法之治”或者某种自然法，而“薄版本”的法治则更具有概念清晰性、普适性，并包含最低限度的善。通过考察从人治到自然法、特别是法制向法治的连续转变，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法哲学传统都共同认可以法治八原则为法治根本特征。基于这些原则，本文揭示韩非子的法律思想与法治是符合的，同时韩非子给出的最底线、彻底且内在一致的法治思想，与主流法学理论又有微妙的差别，对其研究有理论意义。并且，这种最薄版本的法治对处理当代所谓“失败国家”“脆弱国家”的问题，也有其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学科和实践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中国共产党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历程，可以将其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从中梳理出三大历史逻辑：一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纽带，维护社会团结；二是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增强社会自主发展能力；三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展望未来，党的社会工作要在三方面进一步推进：一是通过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二是通过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三是通过凝聚服务群众，引导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推进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理论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文章从党的社会工作部门组建及全球发展的时空脉络出发，深入分析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所依托的文化、制度及实践基础，进而系统探讨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数据、范畴、理论和协同路径。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工作学科共同体需要加强跨时空的数据库建设，重新界定社会工作学科范畴，在多元主体共建的知识生产生态下，基于中国情境和中国实践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以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提供参考，从而提升社会工作的服务效能、理论自信与话语权。
从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的黄肃秋、茅盾、胡愈之等人致许广平的未刊书信可以看出，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原定以鲁迅选编的《鲁迅自选集》和瞿秋白选编的《鲁迅杂感选集》组成《鲁迅选集》（上、下）两册出版，许广平对此表示不同意见，建议新增加鲁迅在1932年之后的部分杂文以及鲁迅的一些书信。茅盾同意许广平的意见。新增加的鲁迅1932年之后杂文和书信的篇目经过许广平的初选和茅盾的删改之后，作为新增加的《鲁迅选集》的下册出版，较为全面地选入了鲁迅在1932年之后有代表性的杂文以及一些可以显示鲁迅思想的重要的书信，对于展示鲁迅在1933年至1936年间的创作和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的来说，开明书店在1952年4月出版的《鲁迅选集》（上、中、下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套鲁迅作品选集，对于塑造鲁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果戈理是对鲁迅影响巨大的俄国作家，鲁迅对果戈理文学的最早接受发生于留日时期。通过具体考察鲁迅阅读的日译本《狂人日记》《昔人》《外套》，发现日本明治时期对果戈理文学的译介，虽然使得果戈理作品在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为鲁迅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参考，但由于二叶亭四迷等人的翻译存在较强的“日本化因素”，因此彼时的日译本未曾被鲁迅作为底本进行转译；而明治时期以升曙梦为首的学者大量介绍果戈理生平与创作的评论，其中对果戈理批判俄国国民性及其发疯经历的介绍不仅引起了鲁迅的关注，还影响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建构及其晚期对果戈理的接受。
发生于崇祯四年（1631）闰十一月的吴桥兵变对晚明局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桥兵变发生后，朝野形成了主抚与主剿两派。两派势同水火，严重影响了对叛军的决策部署，从而也决定了两派在兵变结束后的不同结局。因主剿派对主抚派的反攻倒算，使得主抚派在兵变结束后被彻底清算，温体仁借此攻击周延儒势力，并如愿成为首辅。党争一方面使得应对兵变的决策部署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延误战机；另一方面兵变结束后的清算又进一步加剧了党争。吴桥兵变还使得“主抚”变成“政治不正确”，使得亲西学派在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对明清易代以及清初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4年1月，日本昭和天皇之弟、皇族三笠宫崇仁在南京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作了题为《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在日本因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陷入困境、实行对华新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报告中，三笠宫基于自己在南京的派遣经历，总结了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改进”的新手法。他承认了日本军队的侵略野心和暴行，反思了这些行为如何激化中国的抗日情绪，并对日本对华政策提出了质疑。同时，他赞赏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严明，批评了汪伪政权的腐败无能。虽然三笠宫在报告中对战争暴行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其根本动机仍然是希望通过自省“改进”日本军队的作战方式，以期最终战胜中国。报告虽具有保守性和局限性，未能完全摆脱侵略者立场的束缚，但凭借其皇族身份的权威视角，揭露了战争暴行，特别是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重要佐证，在客观上对官方叙述形成挑战，具有深远的史证价值。
建构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亟需从中国实践中凝练出勾连抽象化理论与碎片化经验的“实践知识”。“关系治理”是社会工作者在基层治理的复杂情境中，通过主动建构、转化与调适各类关系，以实现助人自助与社区善治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知识。通过对一个典型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案例分析，揭示关系治理的两类实践知识形态：一是“以治理建构关系”的情境性实践知识，即以解决具体治理问题为导向，在家庭、邻里、政社等方面，推动具有修复性、桥接性、拓展性的关系建构；二是“以关系推动治理”的机制性实践知识，涵盖将心比心、平急转换、借势平衡、情理合一等关系运作机制。“关系治理”源于实践、用于实践，并在社会工作者的“一阶构造”与研究者的“二阶阐释”中不断再生产以实践为观照的知识，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县城作为“城尾乡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县城引领衔接功能弱化且被视作静态端点或模糊中介的尴尬局面，基于领域理论与空间理论的融合视角，有必要重新审视在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中县城的结构性角色与功能转型。在政治领域层面，县城是城乡之间权力边界、制度安排和要素流动的协调枢纽；在空间层面，县城是城乡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的界面中心，其功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低水平统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区隔”到新时代“融合发展”的历史性演进。在迈向城乡融合和乡村全面振兴同步推进的新发展阶段，面对县城功能超载与能力不足、“再中心化”等现实挑战，县城需超越传统的被动承接传导逻辑，转型为主动促进城乡边界重构与空间再造，通过权力配置与空间形态的协同、制度赋能与社会互动的同频、要素流动与文化认同的辩证统一，系统发挥“摆渡城乡”的统筹功能。
“十五五”时期是新质生产力由蓄势培育迈向壮大成势的关键阶段，也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重塑的历史窗口期。在这一进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应仅被视为技术层面的工具革新，而应被确立为支撑数字文明发展的社会认知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建立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物理底座之上，通过对全域知识的向量化表征与生成式调用，缓解了隐性知识难以编码与规模化传递的问题，推动科研范式向人工智能驱动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质变提供核心动力。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的认知跃迁引发了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不仅劳动者演进为存在主体性异化风险的“增强主体”，数据要素转化为具备自增殖能力的“生成性资产”，更推动了生产组织向“核心平台+超级个体”的去中心化形态演变。通过比较全球主要治理模式，文章提出中国应坚持基础设施主导型发展路径，构建自主可控的主权级认知底座以捍卫认知主权，在推进认知服务普惠化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建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适应性治理范式，并探索基于数字孪生的生成式规划新体制，以确立适应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径。
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总体处于由“平台化”向“生态化”跃迁的关键阶段，其生态治理水平关乎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能否实现深度融合。目前，多主体协调难度大、资源配置效率低、环境治理复杂等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平台迭代演进和规模推广的重要瓶颈。为回应上述现实需求，本文基于生态共生理论，以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对平台治理实践要素进行系统提炼，构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治理要素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评估理论从互惠互利、协同响应、约束规制与赋能成长四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细化为10个维度、35个指标，为平台企业优化生态治理策略、生态伙伴与行业组织实施分级引导提供理论依据与量化工具。
政府财会监督作为党和国家规范财经秩序的关键制度安排，能否有效改善业绩预告这一前瞻性信息披露值得探究。以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1）政府财会监督显著提升了业绩预告可靠性；（2）对于检查公告中披露具体数据和整改态度积极的企业，其业绩预告可靠性改善程度更高；（3）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财会监督能够提升企业会计信息归集处理能力并抑制管理层信息操纵动机，进而促进业绩预告可靠性改善；（4）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在业绩不确定性高、声誉维护动机强烈和资本市场定价效率高的样本中，政府财会监督对业绩预告可靠性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文章从前瞻性信息披露视角拓展了政府财会监督的治理效应研究，同时也为强化业绩预告的风险警示功能、筑牢资本市场风险防线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立法意图上，《个人信息保护法》实现了将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责任二元化，形成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责任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外的（《民法典》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责任。从《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责任而言，呈现出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限定化、对个人信息权益所造成的损害的开放性、处理者过错判定的推定化，以及对处理者所实施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与个人信息权益损害事实之间因果关系证明的轻便化。司法实践在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责任的认定与救济上，回应了立法意图，也填补了立法所遗留的空白，如具化了处理者过错判定的客观化，提出了“高度盖然性”作为处理者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标准的主张，直面了具体个案提出的风险性损害问题，但相当谨慎且明智地将其置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现有船员劳动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呈碎片化建制，在内容上仍以行政管理性规定为主，难以发挥妥善保护船员权益的理想效果。船员劳动具有用工关系的涉外性与多主体性、劳动形态的特殊性和劳动风险的复杂性特征，需要明确船员的法律地位、完善其基本劳动基准和社会保险权益。部分船员与海员外派机构、境外船东建立了准双重劳动关系，为二者的义务和责任承担提供法理依据，确保不同船员群体之间以及船员与陆地劳动者之间获得公平的权益保护。但是，船员权益保护应以平衡船员与相关主体生存、发展权益为基础，合理划分利益主体的责任。借鉴日、法两国的立法实践，我国船员劳动权益保障的法治进路可确定为以劳动法典为主导的多维度立法。即在劳动法典中明确船员的法律地位，通过专门立法“船员法”回应船员保护劳动权利的需求，对劳动安全卫生、休息休假和船员工资等劳动基准加以完善，发挥低位阶立法和地方试点的作用，探索船员参加社会保险的规则。
在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中，分龄规制与分类规制之间呈现出“挂钩”关系。在制度实践中，这种“挂钩”关系已经导致保护措施的适用范围固化、适用尺度僵化和内容体系缺陷等问题。然而，既有理论将“挂钩”关系视为无须反思和批判的逻辑前提。这种认识不仅无法克服“挂钩”关系对制度保护绩效的削弱作用，而且还有可能制造“挂钩”关系无须受到反思和批判的假象。从生成逻辑来看，之所以建立“挂钩”关系，是因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在建设初期难以适应数字化时代下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崭新形式，公共部门须要遏制由此引发的教育引导权流失和分散问题，以及完成教育引导权的数字化转型。然而，随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的成熟，“挂钩”关系日益难以适应保护措施适用范围精准化、适用尺度具体化，以及数字技术利用形式多元化的优化趋向。因此，在未来立法中，分龄规制与分类规制也应逐渐在启动条件、启动程序和保护措施层面转向“脱钩”关系。
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与公共文化服务收费相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策制定者与服务提供者。究其原因，既有政策方面的模糊表述，也有观念层面的含混误读，更有实践层面的操作失范。欧美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规范的收费模式，其中既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应当反省之处，对其进行科学地分析借鉴，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十七年时期是中国民族英雄历史书写的转变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族英雄研究的奠基时期。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的典型代表，虽然自晚清以来其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长盛不衰，但其背后承载的政治语境、身份认同及价值立场在十七年时期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抗战语境到国家统一语境，从汉族的民族英雄转变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英雄，从发扬民族精神的民族立场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立场，是十七年时期郑成功民族英雄历史书写转变的三大特征。以郑成功的历史书写为脉络，重新审视十七年时期史学界民族英雄历史书写的转变，对新时代如何理解、书写民族英雄必将有所裨益。
期刊名称：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