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称：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创办日期： 1990年 主管部门：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济南大学 刊 期： 双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CN 37-1377/C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1-3842 邮发代号：24-261 联系电话：0531-82769171 E-mail：jdxbsk#ujn.edu.cn
数智文明以多重技术叠加为支撑，以数据为核心要素，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但也引发了系列危机：新旧观念冲突催生伦理、法律等困境；技术理性冲击导致自我认同、知识体系与认知危机及意义世界坍缩；全球、国家与社会治理层面，遇到数智边疆博弈、安全威胁、算力权利失衡、数智鸿沟等新难题。而这些危机与挑战反向促逼数智文明不断发展与完善，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若要有效治理数智危机则需多维协同共治：在理论上，以过程哲学、交往理性重构认知与价值体系，化解观念、行为与规范上的冲突；在实践上，构建全球多边治理框架、国家动态安全机制及社会多元共治模式，弥合数智鸿沟、遏制技术垄断，妥善治理好社会问题，从而开辟包容、可持续的多元主体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境界。
我国已全面迈入人口老龄化长寿新时代，与长寿相伴的老年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健康领域发展与数字社会变迁的协同性有待增强，加快建构和大力推动面向数字时代的健康老龄化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赋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举措。以健康老龄化理论进路为起点，构建“技术赋能—数字平权—治理协同”三维分析框架，揭示数字时代健康老龄化面临的三重挑战：数字健康技术失配，影响老年个体功能发挥；数字健康权能弱化，加剧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数字健康治理碎片化，制约老龄社会协同创新效能。应以技术赋能为动力源泉、数字平权为价值旨归、治理协同为机制保障，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发展与全民健康促进有机统一，培育全龄友好、数智同行的健康老龄化新范式。
从发展脉络看，先秦儒家“孝”思想源于远古时代的祖先崇拜，在儒家孝道体系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都居于重要地位。西周时期，在思想家们的努力下，“孝”实现了其从祖先崇拜到“善事父母”的根本变迁，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伦理，具有了养亲、敬亲、安亲、谏亲、卒亲五个维度的本原意蕴。春秋以降，先秦儒家针对礼崩乐坏、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做出了移“孝”为“仁”、移“孝”为“礼”、移“孝”为“信”、移“孝”为“忠”的积极努力，实现了“孝”从“事亲”到整个社会秩序的伦理扩张。在“第二个结合”指导下，把握“孝”思想的根脉价值、基础价值、内涵扩充及秩序意义，实现“孝”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旅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等先进科技在文旅领域中的实践与创新。综合本体论、价值论、技术文化论来看，文旅数字化转型要求文旅行业在技术应用、生产方式、业务流程、管理模式、组织结构、用户体验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实现文旅资源数字化、文旅服务智能化以及文旅管理数据化，持续孕育新的文旅价值增长点，并不断保持文旅业务增长与持续发展。文旅数字化转型逻辑构成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旅数字化转型为本体，以“全面立体”的文旅数字化转型为立脚点，以“全标准化”的文旅数字化转型为着眼点。完善文旅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锚定文旅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优化文旅数字化转型的系统结构，是文旅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实践路径。
西汉前期，汉匈在西北地区的长期对峙，从地缘角度而言，本质是对“河南地”及其周边区域的争夺。学界对“河南地”的地理范围历来存在争议，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可知，其核心位于黄河以南，但不同历史事件中提及的范围存在差异：最狭义范围指秦始皇时期蒙恬开拓的“河南地”，东南至秦昭襄王长城，北至“北河”，西至“西河”；最广义范围则涵盖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的黄河南北土地，包括朔方、五原郡等新设政区。西汉前期，汉王朝在“河南地”及其周边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云中四郡，并以昭襄王长城、赵武灵王长城、北地长城及赵北长城构成防御边界。原秦九原郡的剩余属县，此时已并入云中郡。汉高祖时期云中郡边防线因汉匈反复拉锯而不稳定，历经多次争夺后，才逐渐形成稳定的汉匈边界。
以茹仆射庙、拂云祠为代表的具有多元民族属性的边地祠庙，是唐代代北民俗的生动写照，也是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文化交流、交往融合的见证，反映了边疆地区冲突与发展交融并存形势下特有的区域文化特征。代州地区的茹仆射信仰，兼具水神和武神的双重属性。唐前期在劳动力充足的情况下，茹仆射庙是地方家族把持农田水利、获取家族利益的重要工具。唐中后期随着人口减耗和农业荒废，茹仆射庙的军事价值越发凸显，其所在地成为关塞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祠庙的功能多元且随社会发展因时而易，但不同层级的军事护佑类庙宇同时存在，表明代北地区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当地祠庙具有突出的军事意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生产世界与生活世界高度叠合，选择数字平台的工作，不仅仅是选择一种谋生职业，更是选择一种生活。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对其生活世界尤其是其社会参与方面的议题关注不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化和主体性塑造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通过再组织化实现赋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参与的场域建构；二是通过自组织化激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集体行动能力；三是通过技能培训建立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护与社会资本积累的有效屏障。在此过程中，党组织的人格化联系、治理网络中的参与空间建构以及“劳工神圣”的精神召唤是其中的主要行动逻辑。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持续深化，专业关系正面临范式革新的需求。在“专业性”与“政治性”的张力中，社会工作者既需恪守专业服务的价值中立与技术标准，又需融入党群服务体系，与群众打成一片。学术史的演进表明，过往研究主要沿着“主观性—客观性”“单向性—双向性”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解释图谱。基于这两个维度，可以系统梳理出四种理想类型，每种类型均蕴含独特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及实践指向。然而，单一的类型难以充分回应中国本土实践场域的复杂需求。因此，有必要整合四种理想类型的优势面向，构建一个以“政治—情感—科学—职业”四个维度为支撑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基础框架，为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范式革新提供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向。
数字社会带来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与个体行动的重新构造，在个体化的趋势与公共性的理想之间，出现了种种需要面对与回应的现实表征。立足数字社会日趋明显的个体化趋势，揭示个体化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与张力，并从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视角理解和连接个体价值与公共行动，建设富有公共性的数字时代的公共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社会关系实践的探讨，为纾解个体化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提供可能空间。应对“万物相连”的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需聚焦数字化背景下公共精神与价值共识的形塑，在实践社会关系中发展公共精神，构建共同富裕的价值认同机制。通过畅通个体线下与线上的多种公共参与渠道和健全公共对话机制、创新公共教育的理念与方式、积极搭建和完善居民社区参与的制度保障、强化互联网媒体的公共对话功能等措施，激活和释放社会个体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意识，形塑具有包容精神和行动能力的公共实践者，促进当前数字社会的公共性重塑。
金融资源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不可或缺，而耐心资本则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因素。以2012—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了耐心资本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机制检验显示，其主要通过“持续资源支持”“长期利益共享”与“内外协同治理”三个渠道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检验表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高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耐心资本注入对其新质生产力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投资在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同时推动了企业长期效益提升。此外，金融科技发展在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发挥积极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我国不断壮大耐心资本，积极引导耐心资本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促进中国经济新阶段增长的关键共识，如何从制度层面有效推动其形成仍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基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了一个“制度干预—能力建设—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统一分析框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制度设计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深入探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如何通过提升企业多维度能力来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研究结果表明，专精特新“小巨人”培育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培育政策主要通过突破式创新效应、数字化转型效应、绿色创新效应及耐心资本效应四条路径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地方营商环境较优和行业“小巨人”企业密集度较高的情境下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驱动作用。基于2011—2023年中国300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方面；但对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小。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智慧城市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成立，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及城市类型异质性，东、西部地区的这种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而中部地区效果不显著。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的智慧城市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提高互联网普及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两个机制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大学实现有效治理，需要立足于大学组织的学术本性，以促进大学的知识创新为逻辑起点，尊重大学在走向社会中的开放性，促进大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功用，即大学有效治理在逻辑上遵循开放的学术本位原则。对于我国来说，大学的有效治理意味着，既要理性认识大学在社会化进程中多元主体介入治理的必然性，又要正视外部主体过度介入大学治理的风险，构建起以学术权力为中心的差序性大学权力结构，包括优化高等教育的领导权及其领导机制、上调基层院系权力能级、转变管理主体的权力类型与职能、打造具有卓越治理能力的负责人队伍以及强化大学治理的法治化，为大学学术发展提供相宜的场域。
学校课程建设泛化产生于课程理念向课程实践转化的过程，表现为将课程资源泛化为课程，将课程开设泛化为课程建设，将课程泛化为教育。究其原因，异域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天然鸿沟，课程概念演变中的认知纷争，课程活动中的理解偏差都加剧了实践者的课程认知困惑，影响了学校课程建设的科学性。超越泛化现象有赖于教师对课程现象的高度自觉与适时反思，基础教育学校应立足中国课程实践，适切定位课程功能，优化学校课程体系。
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已经介入知识生产过程，通过对此类系统运行机制的分析以及人类与智能系统各自知识生产能力的比较，论证得出知识生产走向人机融合的可能。这一发展趋向凸显了“向知识生产机器提供原初性知识的知识创生能力”“启发知识生产机器并评价其产出效果的媒介驾驭能力”“规划并主导人机融合知识生产进程的非结构化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人机融合知识生产过程中，在切实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生存意义性的前提下，教育活动可通过以下路径助力上述能力的达成：廓清教育活动培养一阶知识生产者的目标定位、培养与工程化知识生产相适配的媒介新素养、建构基于智能技术支持的探究学习新范式。
斯密本人计划的“体系”包括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法理学和哲学史，其体系的一以贯之通过想象及无偏旁观者的思想逻辑实现。想象作为哲学史的核心要素，是斯密体系的认识论前提。想象以其应用在道德哲学中的最终产物——无偏旁观者，使人们达成情感一致性，在经济生活中形成具有合宜性的社会化自利，由此呈现斯密体系的内在统一。然而，想象自身的局限以及商业繁荣造成的腐化德性对想象的进一步破坏，给斯密体系带来挑战。不过，斯密仍然在其体系中找到了商业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路径，在法律、道德和美德层面外化无偏旁观者并提升其程度，使无偏旁观者由早期作为第三方公正审判的想象角色，上升为具备全部德性的最完美合宜的理想形象，在同情共感机制的理论框架下克服想象的局限。由此，斯密体系重新完整呈现。
审美情感是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绘画观念而特有的话语逻辑与思维模式。审美情感不同于个人日常生活情感，也不同于社会道德情感，而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普遍性情感与画家个性情感的统一。画家在审美对象的选择、审美意象的形象建构、审美意象的书面呈现等创作过程中，都离不开审美情感的摄入。具体地说，在审美情感的作用下，中国画形成了以情感物的意象萌生机制、意象造型的思维模式、舍形求神的审美理想、点线二维造型的线性审美传统等四维一体的独特方式。
近年来，中国网剧的对外传播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但受文化背景差异以及网剧制作水准、对外传播观念与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网剧对外传播仍面临海外市场规模偏小、市场分布不完善、传播渠道融合不足、网剧质量参差不齐、版权被侵权现象严重等问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从市场、内容、理念、渠道、版权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优化网剧对外传播路径，通过系统施策推动中国网剧对外传播实现新的突破，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期刊名称：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